长沙报界旧闻:外来记者很吃香

[来源:长沙晚报] 2019-11-08 11:32:15

一、长沙先有报纸,后来才出现记者

民国时期,长沙著名报人黄性一在《大公报创刊20周年纪念特刊》中撰有《过去之湖南新闻事业》一文,追溯了长沙报业发展的历史。此后刘岚荪、张平子等著名报人也曾追忆长沙报业发展的历程,他们共同拼出了一段不为人知的长沙记者史。

在民国时期著名报人的记述中,长沙报纸出现在1898年的湖南维新运动中,但在长沙报纸出现后数年间,长沙有报纸,而无现代新闻意义上的记者。

最初,长沙报纸上登载内容,多为报社“撰述员”撰写,其内容近似今天报纸上的评论或理论文章,此外报纸上刊发的就是官府衙门送来的各类需刊发的重要文告等。

当过长沙《大公报》总编辑的张平子称,“光绪三十年(1904年)以前,(长沙)并无所谓访员(即今天的记者)”,本省新闻,除由巡抚衙门及善后局交来的文告在报上登载外,有检字或排版工友,每天到长沙各处衙门抄录牌示,或在政府公文中捡择“其事之有首尾可寻者”充数。这些工友,既获得从事报纸印刷的工资,又因到各处衙门抄写,“兼任访员”,而新得一份收入。

刘岚荪则在《适园笔记》中记述道,直到1904年长沙开埠后,省垣长沙及各县州才忽然涌现出一大批替报社写稿、记事的“访员”,他们是湖南出现的第一代记者。刘岚荪并称赞这一代“访员”,多为科举出身,“操守纯洁,无妄为者”。

二、民国初年,报社怎样招聘记者

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,创建民国后,长沙办报之风大盛,新办报纸如雨后春笋茁长,各报社内“编辑、撰述以及外勤记者诸职,遂时有才难之叹。盖其学识文笔足以胜此者,既多不愿为;而愿为此者,又多不能胜任愉快也”。长沙报社遂出现向全社会公开招考报社记者的方式。

第一个想出招考记者办法的是《军事报》总编辑萧培阶,他采用征文的办法来征聘撰述员。但在报纸上刊发启事时,却只说征求文章,并不明确声称为征求撰述员和访员。其结果是“前来投稿者,多系军政界职务人员”,且年纪过大。长沙第一份想用征文来招录记者的报纸,宣告招聘记者失败。

《军国日报》的总编辑张秋庐在萧培阶之后,发表启事公开宣称通过报纸征文来选聘记者,这次“以文求才”获得了好效果,招聘到了一位精通法律与伦理且文采出众的编辑。

也有的报社主编不通过征文的方式征聘人才,而采用nb88新博或自荐的方式寻找编辑、记者。主办《湖南通俗教育报》的何雨农,就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选拔新闻人才。而被nb88新博者或自荐者“必将其所作之文字以俱来,可则聘之,否则已之,不待多言而解也。”

何雨农的这种做法,考虑到了记者、编辑的个人所长,避免了通过征文选用人才的繁琐,但前来应聘的人,手上所持的文字,或为抄袭之作,或要求其下笔快速、完成任务,却又不行。有些人文字虽然是本人所作,而操行又不甚佳……

新上任的总编辑,有时为摸清报社班底,下车伊始也会进行一些考试,1915年陈戏侯主办《湖南通俗教育报》时,因不熟悉当时报内编辑水平,故而再行考试。“幸此次考试无在孙山以外者。”

三、外来记者,为什么很吃香

在长沙记者刚刚上路,湖南报纸形势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时,1913年3月20日,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,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,南方各省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,但迅速遭遇失败,北洋军阀汤芗铭进入湖南。汤芗铭因残酷镇压革命党,被湘人称为“汤屠”。汤芗铭搜捕革命党人,长沙报人首先遭到祸害。办报较为平和的湖南通俗教育报社长何雨农即被逮下狱,判处徒刑六个月,长沙著名报人傅熊湘等被通缉,“风声所播,业此者咸有戒心,至无敢以新闻记者自居者”,长沙城内各家报纸上的“本省新闻”来源,大感缺乏。

这时随湖北籍汤芗铭进入湖南的“鄂人之任下级职员者,乃于退食之余,而从事新闻事业,为本省新闻之采访,以供给于长沙各报,其最著者为蔡某、曹某等数人”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汤芗铭离开湖南。这是长沙报界出现外地记者的第一个时期。

外地记者服务长沙报界的第二个时期,是民国十三、十四年间(1924年至1925年)。这时有一批江浙籍的报人在长沙新闻界大露头角,这些报人以前曾在上海等发达城市的报界服务过,得风气之先,如曾在上海《风人小报》当过经理的胡哀梅等,即来到长沙办副刊。这些江浙籍的报人“皆能执笔为文,为之且多能生色”。当时正值《湖南商报》想以副刊抢夺长沙市场时期,该报副刊在胡哀梅来后,专辟两个版容纳副刊文字,而胡哀梅所撰写文字,确实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,此时,长沙各报副刊因竞争而被激活,呈现出活色生香的新局面。

[责编:廖慧文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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